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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懷觀道

陳奇祿先生訪談錄》

一書,於四月二十七日,

 在台北信義聯勤俱樂部舉行新書發表暨慶生會  

                                                                                                                秀堂-04-28-2004 

             

             

                                                                                                                                  有關報導:

                               民生報   04-26-2004                          

                               中國時報  04-28-2004

 

澄懷觀道 陳奇祿先生訪談錄》國史館已於 2004年3月發行出版,

並將於4月27日當天舉辦新書發表,同時為陳院士慶生。                                                    《澄懷觀道 陳奇祿先生訪談錄》國史館發行 2004年3月出版>>>

                                                                                      秀堂-04-19-2004 

《澄懷觀道~陳奇祿院士口述歷史》,將於三月初發行,圖右照片前排,陳怡真、陳奇祿院士伉儷;後排由右至左,國史館篡修兼處長 簡笙簧、何鳳嬌小姐、張炎憲館長、及本人, 攝於出版前夕 。

                                                                                      秀堂-2004-01-15  >>>

  明年(2004年)春天,國史館即將出版《陳奇祿先生口述歷史》,作者陳怡真小姐的前言,

先饗讀者。

        並將她採訪我的部份,整理為文稿,一併刊出,以便對照。        秀堂 -2003-12-10 ↓↓↓

 

 

怡真在台北邱家訪問陳奇祿博士

陳碧蓉與陳耀邦陪同陳博士接受訪談

怡真在竹田邱家夜訪陳博士伉儷

陳奇祿博士在邱家接受怡真訪談

陳博士伉儷與陳碧蓉在竹田邱家

邱盛林陪同陳博士伉儷至萬丹陳張若故居

  關於陳奇祿先生的口述歷史  陳怡真 

    朋友知道我在為陳奇祿先生寫回憶錄,總不免問我因何起意。

    事情應回溯到民國80年的10月,當時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成立已一年多,除了工程組和行政組的部分人員,我算是節目組報到的第一人。在報到當天,照例被引領去拜會各部門,最後我被帶到了主任委員陳奇祿先生的辦公室。

    說來不可思議,陳先生任文建會主委七年,我在中國時報工作十餘年,卻始終無緣和他在工作上有所接觸。事實上,我們過去似也曾有很多機會可以認識,但都陰錯陽差地錯過了。譬如我們同時在臺大時,他是考古人類學系主任,我是中文系的新鮮人,大一時有二選一的必修課,我有機會選修他的考古人類學導論,但當時一念之差,我卻選了普通心理學導論。很久之後,我曾想若能重新來過,我會以人類學系為大學的第一志願,我將此話說給陳先生聽,他很高興。

    畢業後,我進入中國時報跑藝文新聞,陳先生那時候忙於黨務及中研院的工作;待他入主文建會,我卻又已從採訪的崗位轉到撰述和編務上,我們總是擦身而過。

    有一年過年,我曾為時報週刊寫過一篇〈臺灣地區一級古蹟巡禮〉,總算是和文建會的業務有所關係。其間在一二場合也曾與陳先生見過面,但始終沒有機會深談。

    說來,很多人都比我有資格寫陳先生,他們認識陳先生的時間比我久得多,熟悉程度也比我深得多,而在那天我踏入他的辦公室之前,基本上可以說,我們並不熟識。

    當時陳先生的秘書是邱秀堂小姐,我和邱同為文化圈人,彼此知道對方,卻無機會交往。那天在陳先生辦公室談了些什麼,我已忘了,但之後,卻常接到邱的電話,邀約和陳先生共進午餐。

    陳先生在籌委會時期,因牙齒不好,吃東西不方便,陳太太即請邱照顧陳先生的午餐。陳先生之前在文建會,公務繁忙固不必言,來往活動的圈子也極廣,但電視對陳先生而言,是另外一回事。邱一來怕他的活動圈子愈來愈小,加以他們二人日日共進午餐,選擇性太少,而以主委不挑剔的個性,午餐的選擇不多,營養恐不均衡。邱是位體貼的秘書,加以當時籌委會新進的人員漸多,邱即經常安排三五同事與主委共進午餐,我和陳先生便是在這樣的午餐約會裡逐漸熟悉了起來。

    我很喜歡聽陳先生說起他當年做人類學調查的事,我曾在書上讀到過的一些名字,如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一一從他的口中說出,竟都是他的好友。我曾認為是歷史的人和事,竟一下子被拉到了當下。他知道我是中文系畢業的,曾修過甲骨文,他就說起和董作賓先生交往的種種,像他們一起去瑞岩做泰雅族的調查,董先生不敢過吊橋的事;還有董先生在臺大任教時,坐三輪車到西門町辦事,經常順路到他峨嵋街的家中拜訪。他喜歡陳太太的紅豆湯,於是在等吃紅豆湯的時候,陳先生即鋪紙備筆,請董先生寫字,因而收藏了多幅董先生的甲古文書法。

    陳先生從民國37年起即開始在臺大文學院出入,其間人事甚至建築的變遷,他很清楚。有次我們聊到文學院中庭的那株櫻花樹,我忽然發現了他感性的一面。後來我讀到他的媳婦黃虹霞寫他一次到紐約,冒著風雪,就是為了看李鴻章手植的一棵松樹;所以在他「撲克臉」的外表下,其實有著傳統讀書人的一種浪漫。

    陳先生初進臺大時,他的研究室是在文學院後排樓下,後來董先生和他交換,於是搬到了樓上。有次颱風來襲把文學院後排的屋頂掀了,他的研究室災害尤烈,書架倒下,書全泡在水裡,損失慘重。颱風過後,他開始曬書。珍惜字紙的他,平日即將廢紙裁成一張張小紙,此時曬書正好派上用場。他將一張張廢紙夾在一頁頁書裡,用以吸水,然後風乾。當時幫他曬書的還有三位日本年輕小姐,其中兩位是他的學生,另一位是在歷史系教授日本史的教授的女兒,長得非常漂亮,吸引了許多男學生繞著她說要學日文。我猜想,當時的陳先生一定被很多人羨慕著。

    民國83年,他從大陸訪問回來,即住進了臺大醫院。我們去看他,他笑瞇瞇的告訴我們,醫生說的是「呆胞症」。那時很多老兵回鄉探親回來後都患同樣的病,所以又被稱為「退伍軍人症」。那趟訪問行前,他曾在聯副發表了一篇「失掉家鄉的人」,回憶他的青少年時期,真情流露。陳先生有一張嚴肅的臉龐,不常有笑容,似乎很難讓人親近,但在那篇文章中,他寫他從日本回上海途中,在北京、南京的那段遊歷,我似乎看到了一位活潑,甚至有點調皮、好玩的年輕人的身影。

    我們那時常和陳先生去一家日本料理店吃他家的午餐便當。陳先生不吃魚,因為他小時父親在汕頭經營漁業公司,飯桌上餐餐有海鮮,家中佣人常追著他跑要他吃魚,他吃怕了。但那陣子他牙不好,吃肉不好消化,所以他偶爾也跟著大家吃魚。

    有次,他對我說,他曾是我的同行,早年做過新聞記者,也編過報紙副刊。相信很多人有和我有一樣的感覺,與陳先生認識愈久,就愈發現到他的豐富。他寫字、畫畫、會多樣樂器,精通英、日、國、臺語,甚至會繡花、編籃子。

    因著每一次的驚奇,我逐漸浮起了為他寫回憶錄的念頭。之後我離開公視出國,民國87年,我趁暑假回國,向他提出寫回憶錄的想法,沒想到他一口答應。但真正開始做訪問是在民國89年的夏天,最早的訪談紀錄標誌的日期是7月28日。

    那時,我們大概每個一、二星期即約在邱秀堂家做訪問,因為邱的家交通便利,地點適中,而好客的她每次一定準備咖啡、點心和水果招待。她是第一個我要感謝的人。陳先生每次來總不改本色,西裝領帶,陳太太多數時候也會盛裝陪他來,他記不起的人名、時間,她幫他回憶。陳先生一次可喝個兩、三杯咖啡,兩顆方糖,不加牛奶,因為他對牛奶過敏。每次他都會從民權東路的住家提一、二袋資料來,他的資料整理的極好,小至參加國際會議的小冊子都保留的非常完整。有一次,他甚至把他那四大本,以牛皮紙裝訂得好好的「臺灣風土」剪報抱了來,牛皮紙封面上是他以他的「註冊商標」隸書體寫的「臺灣風土一」、「臺灣風土二」等。我們小心翼翼地翻閱,裡面的報紙都泛黃了,甚至有些脆弱,偶爾還有紙屑掉落,是五十五年前的報紙了,多虧他還保存得那麼好。那個下午,我們一頁頁地翻,他一頁頁的向我介紹作者及內容。後來我在寫他編輯「臺灣風土」這段歷史時,曾再三翻閱,讀了不少文章,深感覺他當年的不易,一個人邀稿、譯稿,還要寫稿,每星期六千字到八千字要見報。而又有那樣的一批作者,那時候的文人、知識分子,何嘗是為了什麼微薄的稿酬呢?就只為了臺灣研究這麼一個理想,大家一起努力。

    偶爾我們會去陳先生位於淡水附近的別墅「海誓山盟」,因為他絕大部分的書和相片都放在那裡。陳太太(我們都稱他為師母)便會泡她有名的紅茶給我們喝,然後在廚房靜靜地看她喜愛的日本相撲節目。

    我們最遠曾到過屏東做訪談。那是89年底,陳先生要把母親的牌位移到開元寺,我們先到臺南,法事做完後,又去了師母屏東的老家。他父親張山鐘先生當年的診所,也是她的老家,如今是一家幼稚園,園裡的老師見到我們去,非常客氣。在日式房間的壁櫥裡,我們還發現師母少女時期用過的鋼琴譜。那晚在邱秀堂竹田老家的院子裡,就著月色蟲鳴,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

    這樣較為密集的訪談,由於我工作日忙的緣故,於民國90年5月之後即中斷了,直到民國92年3月才又重拾。那時我已辭去工作,正式開始回憶錄的撰寫。

    動筆之前,我曾為採取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觀點而費過一番思量。兩者各有利弊,後以第三人稱可以加入他人及作者的觀點,似較客觀而選擇了第三人稱。然三月下旬,國史館的張炎憲館長及笙簧處長擬出版陳先生之口述歷史,既為口述歷史,當以第一人稱為宜,我於是將原已寫好的近兩萬字的初稿全部捨棄,重新開始。所以,再度動筆已是4月中旬。

    在民國89年開始訪談時,陳先生的記憶力仍相當好,不過到92年時,他的記憶力顯然不如過去。為人作傳,真是和時間賽跑的事。那時,我一邊動筆,一邊恢復每週一次的訪談,同時在撰寫過程當中,一遇疑難即立刻打電話去詢問。每遇瓶頸,陳先生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現在腦子不行了,人名記不起來,話也說不清楚了。」我可以感覺到陳先生的挫折,那也是我最不忍的。不過,經常我隔個兩三天再去問同樣的事,那曾在他嘴邊卻說不清楚的人名,立刻又能脫口而出。

    陳先生客氣謙虛,我卻是個對細節特別感興趣的人。譬如,他說他三歲隨父母赴汕頭,我即問他是在哪裡搭船的?他有點遲疑,說大約在臺北吧。我又問,那時他是搭火車或坐汽車上臺北搭船的?他會笑著說,我那時才三歲,記不得了。不過,他接著說,應該是搭火車吧。1925年時,臺灣的縱貫鐵路已經開通了。那麼從家裡到火車站,是走路去的還是坐轎子甚至牛車的?我會這樣一路追問下去。儘管我心裡明白,要任何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家去想他三歲的某一樁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仍不免想像三歲的陳先生,理著小平頭,穿著夏天寬大的衫褲,或許手上還拿著一頂草帽,一如他幼時和姐姐的一張合照裏的模樣。手被母親緊緊牽著,父親提著簡單的箱籠,一家人搭火車,甚至搭輪船的的情景。在陳先生的口述中,我也想像少年陳奇祿在汕頭,拿著零用錢到紙筆店買紙筆,然後一個人在客廳的大理石桌上練大字的模樣;以及稍長在廈門,他依著得來不易的日本美術雜誌臨摹梵谷的向日葵的情景。我甚至可以想見他和他的大朋友陳雨島一同在月下泛舟;以及從日本回上海,在北京孔廟和北海公園午睡的年輕人身影,是如此鮮活。

    陳先生同時又是位含蓄謹慎的人。因此我除了訪問他,在撰寫的過程中,又訪問了他的妹妹陳碧蓉館長,他過去的幾位秘書周伯乃徐麗玲胡偉姣邱秀堂,以及他文建會的部屬黃才郎馬以工楊式昭莊芳榮黃素絹吳淑英以及和他有過合作往來的曾永義李乾朗夏鑄九林明德等,希望他們能補充謙虛客氣、節制保留的陳先生不會說的或記不起來的細節。但後來在書中,有些東西仍放不進去,尤其是那段從黨務工作到任文建會主委的經歷,陳先生的語言更是節制保留。

    在某次的訪談中,他說:「我二度和臺大擦身而過。」第一次是他大學畢業從上海回臺灣想進臺大政治系,結果未成,第二次則是他差點當上臺大校長之事。我當時曾追問細節,他卻不願細說。整件事的原委是後來周伯乃先生告訴我的。那是陳先生出任政務委員時,有人推薦陳先生當臺大校長,孫運璿先生詢問陳先生的意願。陳先生出身教育界,當然有意願。但陳先生當時已安排好要到臺大醫院動一個小手術,孫院長便說,你先去動手術,此事緩一緩,屆時朱匯森部長會來通知你。和後來一直沒有下文,陳先生也一直沒有去問原因。據周伯乃先生說,此事本已成定局,並且訂7月1日公布,但6月初中常會通過文建會組織條例,蔣經國先生屬意陳先生出掌文建會,孫院長亦全力支持,於是陳先生便出任首任的文建會主委。很久之後,陳先生已自文建會卸任,曾在一次孔孟學會開會時開口問了與他一直私交很好的朱匯森先生,朱先生答以:「不講,不講。」自此,陳先生即不再開口問過。

    陳先生於民國77年7月離開文建會,原因眾說紛紜,陳先生身為當事人並不願去猜測。倒是某報在他離職前幾個月曾報導,新上任的俞國華院長有次巡視行政院轄下各單位,去了衛生署,去了教育部下的國際文教處、訓委會、國語會等,卻獨漏和上述單位在同一棟樓辦公的文建會,許多敏感人士即開始猜測文建會恐將易主,具政治敏感度的周伯乃也將他的憂慮告訴陳先生。傳言不斷,繪聲繪影,但陳先生始終不妄置一詞。

    陳先生乃一位讀書人,不黨不群,不諳官場文化,一朝為總統欽點,他無法拒絕。據熟悉黨務的周伯乃回憶,當年蔣經國總統欲培植本省籍菁英,於是從學術界大量尋覓人才。中央黨部第一副秘書長人選他屬意陳奇祿時,他身旁的人皆以為搞錯了,但經國先生說,沒有錯。陳先生就這麼接替做了十二年的秦孝儀先生的位置。隻身上任,他甚至不知道可以有一位秘書什麼的。他的首任秘書周伯乃是透過朱炎先生,經張寶樹先生的秘書張惠鼎先生介紹給陳先生的,周伯乃當時任中央月刊主編。

    他之後的幾任秘書黃浚容徐麗玲胡偉姣邱秀堂袁家瑋等皆是經人介紹去的,甚至文建會初創時期的三位處長,也都是經人推薦的。他從沒有所謂的班底,但他識才,見到優秀的年輕人即予提拔,像如今幾個重要的文化機構主管:北美館館長黃才郎是當年文建會第三處的科長,國家圖書館館長莊芳榮原為第一處的科長,傳藝中心柯基良為二處科長,高美館館長蕭宗煌為第三處科長,還有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李戊崑原為第三處美術科科長。

    陳先生的這本口述歷史共分四章:年輕時期、臺灣研究時期、人類學時期、文建會時期。我的寫作順序是從第二章臺灣研究時期開始,然後第三、第四章,回過頭再寫第一章。

    陳先生不寫日記,不留信件,但幸好有著作,因此動筆前,我將陳先生的幾本著作全部仔細讀了一遍,並且做筆記,圈出問題。撰寫第二章,我得力於他當年主編的「臺灣風土」甚多。除了陳先生口述的回憶,我也去查了許多資料,如《臺灣風物》雜誌、幾位作者的年譜、傳記等,因此對於早年為「臺灣風土」撰稿的從事臺灣研究的前輩,也做了一些介紹。

    之後寫的人類學研究時期,得力於陳先生的資料最多。除了他的幾本著作,《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Material Culture of Formosa Aborigines》、《臺灣土著文化研究》,他還有三大本,自行以硬皮裝訂得好好的《奇祿文存》,裡面是他歷年所發表的有關人類學研究的論文。對於他提到的早年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人,我去買了楊南郡先生所寫的有關上述諸人的著作及南天版的《宮本延人臺灣紀行》等書做參考,也去了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影印了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柳田國男馬淵東一等人的相關文章及年譜。

    陳先生在臺大執教時期,得到機會赴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進修,回國時搭船因遇颱風,於是在夏威夷停了幾天。在船上,他認識了一位自美國返日的教授,兩人相談甚歡。船抵東京,這位日本教授的一位朋友池田幸光先生來接船,經過介紹,池田先生得悉陳先生是台灣人後,即非常熱情地邀請陳先生去他家居住。池田先生的母親知道陳先生是日本一高畢業的之後更是高興,她告訴陳先生,他的先生曾擔任過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局長。後來陳先生還曾為池田幸光先生轉信給臺北延平中學的校長朱朝陽先生兄弟。在談到這段小故事時,陳先生因記不起老池田先生的名字,我於是打電話到臺灣菸酒公賣局查詢,總機小姐為我轉到秘書室,秘書室的一位先生又將電話轉給人事室,人事室的先生最後給了我一位已退休的組長吳萬煌先生的電話。我非常高興得到吳先生熱情的幫忙,他回頭為我查資料,結果竟查出有兩位池田先生曾擔任過局長,一為是九代的池田幸甚先生,一位是十三代的池田藏六先生。我很興奮地把結果告訴陳先生,但陳先生仍似無法確定是哪一位池田先生,而主張全段刪去。他的顧慮是,若寫錯了,日後讓人指出錯誤,不太好。由此可知陳先生之謹慎,及他對口述歷史的認真以對。

    這樣的小故事,我聽的很多,不過能寫進書的並不多,因為陳先生以為那些部分固然有趣,但無關他的「公」的部分,便不主張寫出來。這些「私」的部分包括他的家庭。對於我這喜歡細節故事的人而言,無關宏旨的部分固可捨棄,但人情或趣味的東西我終不忍捨,所以特別訪問了陳先生的妹妹陳碧蓉館長及邱秀堂,以為補充。後來他們和其他人的訪問稿我也插入書中作為書的一部分。聽了很多故事卻不能寫,有時,我不免抗議,說他的口述歷史既無政爭內幕又無緋聞,一定不好賣,他總是笑笑。

    書寫文建會的部分,我最感傷神。陳先生主持會務七年,大大小小做了無數事,所有的工作在起初都是「無中生有」,一切從零開始。有次我問他,那麼多事是誰想出來要做的?他說:「是我啊。」我非常驚訝,因為陳先生一向謙虛。後來我訪問了文建會他過去的許多部屬,發現事實果如他所言。那是他在擔任政務委員時,奉命寫一計畫,即後來行政院院會通過的「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當時他已經開始思考文化建設的問題。他提出的十二項措施,如設置一個統一事權的機構、舉辦文藝季、設置國家文藝獎、修改著作權法、修訂「古物保存法」為「文化資產保存法」、培育人才、設立國立藝術學院等等,皆已實現。尤其為保存及發揚維護傳統藝術,他主張設立的「民俗技藝園」,歷經二十餘年,六任文建會主委,終因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的成立而完成。

    在寫作文建會這一章時,我部分得力於文建會圖書館的資料,這要特別感謝李乃月吳淑英兩位小姐的協助。另外,陳先生的兩本著作《民族與文化》、《文化與生活》以及一些演講稿,也是我重要的參考資料。我以文建會出版的《文建會十年大事記》為經,一路寫下來,唯恐成為流水帳似的無趣,我於是訪問了多位當年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原本是想補充陳先生所述之不足,同時做細節的描述,好讓文章更具可讀性。有些訪問稿的內容可以融入本文內,我即將之化入其中,但多數並無法契合得無接縫。原因是大家一談陳先生,必從和他的認識談起,所述之事時間往往跨越得很長,但內容精彩,令我不忍割愛。因此我的做法是,將這些訪問稿盡量插入本文的相關章節,有時置在某事之前,有時置於其後,盡量不妨礙行文的流暢。後來我發現這些文章的插入,不僅使流水帳似的業務敘述更為活潑生動,而更重要的是,也側寫了陳先生的人格。

    很多人只知道陳先生是文建會主委,卻不知他在同時還兼任文復會秘書長,關於文復會的書寫,陳先生當時的秘書徐麗玲小姐幫了我很大的忙。但過程中,我們兩人卻老在追迷藏。我在臺北時,她人在美國,我和她通電話相約六月底我赴美、加時再聯繫見面。但在美國,我們通了一次電話後,她卻又回了臺灣;待我9月初從加拿大返臺,她又早我幾日返美了。最終我們還是透過長途電話就她記憶所及,幫助我補充陳先生陳先生主持文復會的一些業務。另外,目前在文復會任職的何幸橋也幫了我一些忙。

    就我而言,在寫完文建會之後,我的心情就比較篤定了。我回頭寫第一章,他的童年、青少年以至大學畢業。原本計畫5月時可以藉著他的書畫展在他的家鄉漚汪舉行時和他一同回將軍鄉的,後因SARS的關係,展覽延到9月28日。所以寫第一章時,我人在溫哥華,有一個半月的時間苦於甲狀腺功能亢進,人極度疲倦,無睡眠可言,不時心悸,更可怕的是掉頭髮。但最後總算勉力完成。

    我於去年在林金悔先生主編的「蘿蔔庄.崑崗情」一書中,首次見到陳先生幼年時的照片,極短的小平頭,牽著姐姐的手,搭絆扣     的小布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直視鏡頭的一雙深邃又祥和的眼睛。我特別對家中那幾禎家族照片感興趣,其中似乎透露了許多故事。我請陳先生回憶,仍是那句老話:三歲的事怎記得呢?我於是請他的妹妹陳碧蓉館長協助。不久前,我和陳先生說起陳館長的文章,裡面講到他帶著妹妹在香港坐電車上英文補習學校,妹妹吵著要坐上層,以及他在客廳桌上練大字的情景,陳先生的表情似有些困惑,微皺著眉對我說他不記得了。不過關於他青少年時期在廈門、日本及上海求學的情形,幸好有他那篇〈失掉家鄉的人〉給我做為藍本。

    寫作時,我再三讀陳先生的文章,試圖模仿他文章的口氣。我發現他的文筆真好,不慍不火,只不過直到我書寫完,我也沒能學好。在過程中,每寫完一章,我即請他過目,盡量修改,也想或許可激起他更多回憶。但陳先生非常客氣,修改處並不多。

    10月中旬時,他帶我去「海誓山盟」選照片,大大小小、新款舊式,上百本的相簿裡,有他中學及大學時期的照片,參加唱詩班的、籃球隊、話劇社、足球隊、國樂社、彈鋼琴、學畫畫,以及和同學在照相館裡、宿舍、校園、郊遊的各種合照、個人照……,有時歪著身子,斜靠在柱子上,有時抱著獵槍,目視遠方。我發現年輕時的陳先生很會擺姿勢,甚至有點「騷包」,無怪他八十歲,臺大人類系師生為他舉辦學術研討會,在會場展覽出來的編年海報上即稱他為「酷酷的帥哥」。

    這些早年的照片很多都黏在黑色的相紙上,四四方方,尺寸很小,而且都泛黃了,我不忍硬行撕下來,所以很可惜,無法在他這本口述歷史中印出來。在照相簿裡也有很多排排坐、排排站的照片,是他歷年參加各項國內外會議時的留影。陳先生曾參與了許多歷史事件,中國民族協會的在臺復會、光復後第一次中美學術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年會我國代表團成員之一,以及中華民國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名成員。那一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他是和周書楷大使等一行人一起步出聯合國的其中一人。

    當這麼多年的照片都排比在一起時,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看到年輕的陳先生起初在團體照裡站在後排邊邊,然後逐漸往中間、往前面移,一直坐到前排正中央。之後,他又開始往旁邊、往後面移。我想起幾年前我們也是一起在觀賞他的照片時,他對我說的:「從前照相我都坐在中間,你看現在都是站在邊邊了。」他的語氣充滿了自我調侃,就像前年有記者問他在做些什麼,他的回答是:「我現在天天上臺大醫院上班。」那是因為他中風後,必須常回臺大醫院檢查,有了眼疾和其他毛病後,更必須常去拿藥、打針什麼的。

    他的口述歷史只寫到文建會卸任為止。之後他曾擔任過公視籌委會主委及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之職。在公視籌委會,他以電視事業非他專業,因此相當尊重秘書長王曉祥先生的意見,陳先生以其會務並非他主導而決定不將此段經歷納入書中。至於國家文藝基金會,那是他最深的痛,至今每一提及,他即十分激動。陳先生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被推上了董事長之位,然而後來卻在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陳先生始終選擇沈默以對。他一生不與人為惡,此事又牽涉到如今還在檯面上的許多人,他不願多說。

    作為陳先生口述歷史的作者,在說與不說這件事上雖和陳先生有不同看法,但最終仍尊重他的決定。如今馬以工在爭取寫先生的米壽(八十八歲)版傳記,或許到那時陳先生會改變心意吧。

    一本書的完成,總要感謝很多人,除了上述我提到的受訪者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公共電視的黃湘玲小姐。

 

  陳奇祿博士與我                邱秀堂

    早在民國六十五年(1976年),林本源文化基金會在信義路中西餐廳舉辦的台灣史研討會,與陳奇祿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並在基金會安排下一同到新竹地區參觀古蹟,至今我仍保存著那次在北埔金廣福公館的合照(金廣福公館於文化資產保存法訂定後,在民國七十二被指定為台閩地區的第一級古蹟)。

 

    我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也就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很幸運的到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工作,並承辦「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活動(此活動每年寒暑假,由救國團召集,分別為學生組與教師組,活動一期約七天至十天,分別在銘傳大學、萬芳社區的公務人員活動中心等舉辦)。因當年,陳奇祿博士有一篇大作「中華民族在台灣的拓展,正符合我們研究會的宗旨,因此台北文獻委員會執行秘書王國璠先生,特地請陳博士擔任講座,以後一年約有兩次僅在課堂親炙陳博士的機會。

 

    印象較深刻的是,我任職文獻會時,有一天突然接到公務人員活動中心主任來的質問電話,他說,陳主委接到你們通知,他現在人到公務人員中心來上課了,、、、。我嚇了一身冷汗,因為活動是下個月,我怎麼會那麼糊塗呢?後來弄清楚了,原來陳主委接到我們上課通知後,自己直接將上課日期記在記事本時,不小心翻錯頁(月),才會發生提早上課之事。此事雖然讓辦公室的主管與我虛驚一場,但以當時陳博士擔負文建會主任委員的要職,工作非常忙碌,卻仍撥冗為史蹟會的莘莘學子做演講,實在令我感佩萬分。

 

    友人陳遠建先生,是戶外生活雜誌社的老闆。當時大部份國人對台灣史、還有古蹟的保存與維護還是一知半解時,陳遠建非常有遠見,已陸續出版了「台灣三百年」、「鹿港三百年」等,接著又計畫請專人將全省現存的近千個古蹟,作全面性的整理,不管是文字、照片、或地圖的整理,都非常慎重,不但請林衡道教授擔任總編審,也透過我,拜託林衡道老師安排見陳主委,準備將他出版古蹟的計畫案面報陳主委。

 

    當晚,陳遠建陳金貴(現任職台北大學)和我,到了溫州街陳公館,任職文建會的陳主委,對陳遠建提出的出書計畫案詳細看過後,鼓勵有加,陳遠建的「台灣古蹟全集」四冊,也在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五月順利出版。這是我第一次到陳主委的家,也初次感到陳主委的魅力與親和力。同時,對陳公館屋前花木扶疏的庭院,四面書牆的客廳與陳師母溫馨的接待,招呼我們喝茶與吃甜點,留下非常甜蜜難忘的美好回憶,也種下了日後擔任陳主委秘書的因緣。

 

    話說,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我在台北市文獻會的約聘編篡任職到期,當時文獻會的委員知道我將離開文獻會,曾聯名寫信給台北市長,要許市長(許水德先生)網開一面留人,但礙於我無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只比其他約聘編篡多留了兩個月,當辦完「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後,即離開文獻會。在此期間,委員李士賢(當時任國大代表,並推動組織族譜學會)與林衡道老師,為我尋找工作出力最多。我因為年輕氣盛,心想沒有工作,正好出國旅遊,可是,當我與林衡道老師報告,我即將到美國一個月後,林衡道老師非常嚴肅的告訴我,他已求見文建會陳主委替我安排工作,因此,不管到那裡,妳要隨時寫信報告行蹤,能早回來儘早回來,工作不可中斷。

 

    九月底我從美國回台,陳主委在他文建會的辦公室接見我,他說:「林教授希望我安排妳在文建會工作,可是因為妳沒有公務員任用資格,正好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我的秘書徐麗玲,因她先生工作關係,全家要移民美國,我覺得妳對老人很有愛心,可以勝任文復會的秘書工作。我在那裡擔任秘書長,會長是由總統兼任(當時文復會會長是嚴家淦總統),會內的委員都是國家大老、而同事的背景幾乎都有來頭。可以的話,妳今天就到重慶南路文復會徐小姐處實習。」於是,當天我就跟徐小姐報到,並學習公文送呈的流程與支票用印蓋陳主委的私章登記等。

 

    過了兩天,我在家裡接到陳主委文建會機要秘書胡偉姣小姐的來電,胡小姐說,陳主委非常關切,妳到文復會報到了沒?徐秘書就要離職了。我於是又前往文復會報到,一到四樓辦公室,徐麗玲秘書立刻給我一封公文函,打開原來是聘書,我還記得,那天是民國七十五(1986年)年十月一日,也就是我在文復會到職之日。

 

    從此以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在陳主委文建會的辦公室與他的家裡進進出出。主要是當時陳先生身兼文建會主任委員與文復會秘書長的工作,而文建會的工作非常忙碌,因此,文復會的行政工作大部分由孫如陵主任秘書執行,如果陳主委因忙碌無法到文復會批公文,我則必須送公文給陳主委批示,所以,我常抱著文復會的公文,到文建會,甚至下班後到陳主委溫州街的公館給陳主委批示。

 

  如此一路從文復會追隨他到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簡稱公視籌委會),直到陳主委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離開公視籌委會。後來,我離開公共電視,到文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以至於現在自己創業,已和陳主委沒有從屬關係,但陳主委還是經常要我處理一些事情,而其他公務機關或朋友要與陳主委聯繫,也仍然透過我轉告陳主委。陳主委和師母一直把我當做家人一樣看待。陳主委常跟我開玩笑,我在打白工,因為即使他退休後,我也一直是他的義務秘書。我也回敬他,我樂當美國總統。為什麼呢?白工與白宮音同嘛!其實,我覺得很榮幸,因為陳主委那麼信任我。

 

    在我擔任陳主委秘書的期間,舉凡文建會的藝文活動,他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會或是他的親朋友人聚會,他都帶著師母家人和我參加,所以我和他的老朋友、老同學,還有他的兩位姐姐陳碧秋陳碧蓉與其孩子們,如:吳怡方唐徽唐音唐慰祖等,也變得很熟,雖然他們常年居住國外,但他們返臺,或我出國,大家有機會相聚,都會把握見面且餐敘往來。

 

    從未和陳主委接觸的人都覺得他很嚴肅,但一旦近距離接觸後,就會覺得他是一位非常坦誠又尊重他人。這也是很多民間藝人,在陳主委離開文建會後仍懷念他的原因。所以,在陳主委離開文建會職務時,木雕民族藝師施鎮洋,就曾以陳主委手書的「慎獨擇善」,雕刻了一個木匾從鹿港親自送到台北陳先生的府上。「慎獨擇善」,是陳主委的座右銘,語出四書。陳主委不但以此做為自我期許與修養的準則,並且在生活上力求實踐,陳主委的確是謙謙君子,他自然而然散發出來的學者氣質與高尚的品格,令我非常折服,這也是我樂於為他義務工作的原因。

 

    陳主委的生活態度與自我要求,從他的穿著約略可知。那怕是近距離出門,都很少看他穿拖鞋或便鞋,即便是大熱天,他也是西裝畢挺打領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民國八十二年(1993年)陳主委從大陸訪問回來,也許旅途勞累,回台時身體極度不適。從機場回到台北,適逢所住的社區為路權與建商抗爭,不得其門而入。托著笨重行李的他,終因體力不支倒地,鄰人立刻協助送醫。沒想到被兩個人架著送醫的鏡頭,第二天上報了,躺在醫院的陳主委體力恢復後看到報上照片,第一句話竟然是很疑惑的問我:「為什麼我昨天沒有打領帶?」

 

    陳主委注重儀容到這個地步,無怪乎年輕時爬山涉水,足跡遍及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做田野調查時,就只有他穿西裝、打領帶,正經八百的一如他作學問。

 

    有一回餐敘,女友感嘆說:「現在好男人不多了,十個裡九個有外遇。」在座的林衡道教授說:「不對,是九個半。」我馬上很有默契的接腔:「剩下的那半個一定是陳主委。」因為我認識陳主委那麼多年,非常清楚他的一舉一動,可說是「百毒不侵」的大丈夫。再說,陳主委與夫人感情之好,真正到了「夫唱婦隨」的地步,陳主委不能吃的食物,陳夫人也會「過敏」,更不要說入口了。

 

    認識陳主委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十分豐富的人,不只在學問方面,他也擅長繪畫、書法、還會做女紅、刺繡等,可說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主委有四個男孩,老大國偉是建築師,老二國倫是我淡江的學弟,後留學美國,老三國俊與老四國儀,他們都繼承了父親在書法和藝術上的天份,尤其國偉同時也繼承了其父做學問的嚴謹態度。

 

    民國八十七年(199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在家裡接到陳主委的電話,他告訴我:「國倫在美因氣喘病發過世了。」天呀!當時國倫在二十四日才過完他四十六歲的生日。我放下電話,立刻開車趕到內湖陳公館,見到陳主委伉儷,他們夫婦強忍悲慟,忙著和在台灣的兒子國儀國偉與其妹妹陳碧蓉,在電話中討論赴美協助媳婦周庸熙處理喪事,人間最不幸的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了。

 

    陳主委去美國之前,問我國倫去世的消息,如何告訴台灣的親友?於是,我向聯合報陳長華小姐和中國時報汪詠黛小姐與國語日報蔣竹君總編輯請益,她們建議我寫新聞稿發給報社。我一方面報告國倫的老師也是我的導師周宗賢教授後,立刻寫了一則通稿給藝文版,幸得以上文友相助,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生報還有國語日報,在八十八年(1999年)一月一日、二日,相繼報導,稍讓陳主委寬心。陳主委伉儷返台後,送了我兩張國倫在洛杉磯玫瑰崗墓園舉行告別式的照片。睹物思人,令我不勝唏噓,為什麼主委接到國倫在美去世的惡耗,他第一個電話通知的是我,我認為那是陳主委愛屋及烏,居於他對國倫的愛意。

 

    因為民國八十一年(1992年),陳主委七十大壽時,台大陳捷先教授召集了陳主委的舊識與學生,發起為主委七十大壽祝嘏編印專集與祝壽晚宴。在美國的國倫國俊的家人也專程返台為他們的父親祝壽,可是,國倫在飛機上就因氣喘不適,未先返家便直接從機場到台大醫院就醫。

 

    台大醫院的大夫戴東原醫生,是陳師母大姐的長子,也是國倫的表哥。戴先生認為氣喘病發時,必須要把握就醫時間,因此建議國倫在台的幾天,最好住離醫院近的地方。陳主委當時住汐止迎旭山莊,社區附近沒有較大的醫院,我住在忠孝東路四段,離國泰、中山紀念醫院、仁愛醫院、中心診所都比較近,所以陳主委徵得我的同意,讓國倫庸熙和他們的兩個小孩秉文慧文一家四口就住在我家。短短半個月,我與國倫、熙庸夫婦和兩個可愛的小孩朝夕相處,非常愉快溫馨,也讓雙方留下美好的回憶與日後的噓寒問暖。

 

    我跟隨陳主委那麼多年,發現他很少去議論別人的是非,或主動與人結惡。就我所知,民國八十五年(1996年),他擔任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時,因董事長制與執行長制鬧得沸沸揚揚,即便是他手中曾接到不利對方私德的黑函,但除了我機要秘書看到此封信,他也從不以此信做為攻擊對方的證據,這點實在令我欽佩不已。不久,陳主委即主動辭去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之職。

 

    陳奇祿先生是一位與世無爭的謙謙君子,他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我跟隨他多年的觀察,陳先生在國家文藝基金會擔任董事長時,是他任公職時最不愉快也是最不願意回憶的時光(關於這一段,我曾為文稍稍記錄了一部份,此拙文於1997年1月18日的中國時報刊出。) 

                              邱秀堂    2003/10/13

 

 

            陳奇祿夫人陳張若女士返萬丹出身地                 

 

                           陳張若女士在萬丹故居找到幼時

                     學琴的樂譜

 

                      陳奇祿博士在竹田邱家夜話

 

                           陳奇祿自畫像

 

          陳奇祿博士伉儷在台北邱家接受怡真訪談

 

         陳奇祿博士七十大壽國倫國俊兩家人從美返台

              陳奇祿伉儷與四子

 

                 由左至右   國倫        國偉          國俊

 

         陳奇祿博士與文復會三任秘書

       由左至右 黃浚容  徐麗玲  邱秀堂

 

           陳奇祿博士與公共電視台製作人 黃湘玲

                                                           2003/12/30   貼照片